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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揭秘北京“工人大学” 行动才是武器

核心提示:19名同学,是学校的全部学生。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打工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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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所被称为“工人大学”的学校,隐藏在繁华闹市数十公里外的平谷区张辛庄小学里。

这恐怕是北京市最简陋的一所“大学”了。

这所被称为“工人大学”的学校,隐藏在繁华闹市数十公里外的平谷区张辛庄小学里。杂草和学生种的葱点缀着这十几亩的废弃校园,操场的水泥地上只有孤零零的一座篮球架。村里广播中的流行歌曲,常常不合时宜地飘进正在上课的教室。

低矮屋子里坐着的19名同学,是学校的全部学生。他们中绝大多数是打工者。除了1名大专毕业生和4名高中生外,其余人只有初中和小学的学历。

在为期6个月的时间里,这些“工人大学生”,不仅要学习电脑维修和软件使用等知识,还要学习包括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在内的一系列社会文化课程。截至目前,工人大学已培养200余名学员。

“学校通过每天的课程、劳动、分享,让工友们看到更多可能性,看到更广阔的世界,有尊严地活着。”工人大学的创办者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社记者,“同时希望学员能把公益精神发扬光大。”

他们看不到出路很痛苦,只有选择逃避

村里的广播在6:50分准时响起。校园生活从此开始。半个小时的晨跑结束后,就是一天的课程。

4月10日的第一堂课,由孙恒讲“社会资源”。黑板上写满矿、树林、水等各种物质资源。临近尾声,他转身写下两个大字:思想。

“什么是思想?什么是精神?人和人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,区别就在于思想。”孙恒缓缓地说,“现在是一个精神信仰缺失的时代,所以你要问问自己,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么?”

不过,学员对此并无太多反应,有几个学员只是点点头。

孙恒给学员提出的,是一个颇让人尴尬的问题。

学者吕途对此深有感触。她访谈过上百名打工者,也在两家工厂体验过。她发现,孙恒提出的问题,不少打工者甚至都没有概念。打工者往往把大量的休息时间,用在游戏、煲电话粥上。

“现代社会看起来好像给了新生代打工者更多的自由,但他们只有从这个工厂到那个工厂的自由,他们看不到出路很痛苦,可是人总得要过啊,于是就只有选择逃避痛苦。”吕途说,“不是大家不去想,而是社会不给他们机会。”她把自己访谈的内容,整理成了一本书,名字就叫《中国新工人:迷失与崛起》。

吕途是孙恒的妻子,也是工人大学一名研究者。她把讲述打工者历史的课程带进教室,并鼓励大家写下打工过程中的感受。

大小各异的纸片呈上来,几乎全是苦闷。

“上学的时候教科书总是说,中国工人农民最光荣,步入社会的时候,社会现实总是说农民工、外来务工人员是弱势群体。光荣的工人怎么会沦落到弱势群体?”一位同学写道。

孙恒也有如此苦闷。1998年,23岁的孙恒辞去河南一所中学的音乐老师教职,带着吉他,卷上铺盖,坐着农民工专列到北京闯荡。

他做过推销员,当过搬运工、送水工。当他鼓起勇气,到唱片公司推销自己的歌曲时,遭到嘲笑。后来,他就四处流浪,以唱歌为生。在行走中,这名“打工歌手”渐渐明白了现实的残酷。

这正是孙恒创办工人大学的起点。他将中国庞大的打工者群体,称为“新工人”。他“希望搭建一个文化教育平台”,让新工人在平台上能清醒认识到自身的价值。

“大家对这个称呼特别喜欢,过去成为工人是一种梦想,加了一个新之后,带了过去美好的东西,又代表在新时代,要创造新的东西。”吕途说,“‘农民工’给人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感觉。”

2010年,富士康发生14连跳事件,对孙恒触动很大。他演讲时,总是喜欢在幻灯片里放上一张跳楼事件发生后,工厂在职工宿舍楼外加防跳网的照片。

“问题发生后,人们总是从外部寻求补救措施,甚至求神拜佛,却没有人关心工人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。”孙恒语气中带着愤怒。

为了让工人更好地了解自己,在设置课程时,孙恒有意增加了关于共和国历史和打工者历史的内容,还包括介绍团结经济工人合作社的课程。

除此之外,工人大学的招生简章里,“师资力量”一栏已经列出了一串长长的名单,除了孙恒和吕途教授的课程外,中国乡村建设规划院院长李昌平,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刘忱,以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在内的专家学者,也会偶尔来到这所看起来荒凉的校园。

改变不利现实,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识到

4月的一个早上,教室里有些昏暗,阳光还没有照进来。学员们已早早坐在教室,等候讲师的到来。

这堂课的讲师,是北京大学一名志愿者。他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带进课堂,试图让这些工人明白什么是商品、货币、价值、可变资本。

一系列复杂的概念让学生们不知所措。但当志愿者提问“老板会用什么方式让你们多干活”时,课堂一下子活跃起来。

“把工作时间定得很长”,“生产线上不让说话”,“把基本工资压得很低,让你不得不加班”……学生们开始分享自己的打工经历。

志愿者很快在凸凹不平的黑板上画了一个图。“加班看似多给你工资,但是你还创造出更多的价值,所以工资等于没变。”他解释道。

像这样的“启蒙课”还有很多。

在工人大学毕业一年以后,黄林峰仍然能记得吕途在上课时讲过的亲身经历。

那时她在一家台资工厂体验工作,劳务派遣公司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自我介绍,“随便是谁都可以吆喝我们”。到了车间以后,“车间主任挑人的时候,感觉自己像是集市上的商品,让别人看看新鲜不新鲜,形状合适不合适”,“工具只要能用就可以,只需要知道品种,没有具体的名字”。

“这是一个没有名字的世界。”吕途总结。

黄林峰深受启发。“以前在工厂里边管理者总是不喊我的名字,我都习以为常了,现在吕途老师说了,这是对我故意的贬低。”他说。

毕业回到深圳后,黄林峰再次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。

这是一个他曾经无比厌恶的地方。“感觉自己不像个人,没有自己的思想,想和旁边的人说说话,都不允许”。除了机械的手部动作,他唯一能够做的,就是在心里唱歌给自己听。

但现在,他不一样了。

2014年年底,黄林峰希望辞去工厂工作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按照惯例,他首先需要车间主管开出辞工单,才可以办理后续手续。当时正值年底用人紧张之时,辞工单被主管扣着不发。

“在工人大学那里我才知道,辞工单可以自己写。工厂说没有收到辞工单,我就用快递寄给他。”他回忆道。

于是,他就越过车间主管,自己写好辞职单并用快递发给公司有关部门,顺利辞职。

车间主管很生气,“都像你这样工厂还怎么开”?但黄林峰想着要把这个点子告诉更多工友。

“现在的打工者普遍面临的问题是,家乡已经很难回去,待在城市里又必须不断地打工,很痛苦。”站在工人大学破败的教室外面,孙恒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,“这是一个不利的现实,但改变它首先需要工人自身意识到,如果自身都不觉得有问题,就只能一直忍受下去。”

行动才是最有力的武器

上午将近3个小时的讲授后,孙恒决定做一场测试,“看看大家会不会发现问题,并利用手头的资源解决问题”。

19个人的班级被分为两个小组,要求找出校园内存在的一个问题,并解决它。

其中一组把目光锁定在厨房门前的泔水桶和满地的垃圾上,他们找来铁锨和扫帚,开始清扫。另一组的同学则着手整理杂乱不堪的图书室。

“你们做的这些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儿,但是要记住,行动才是最有效的武器。”一个小时的测试结束,孙恒总结道,“我们现在只是改变一个小的世界,但大的世界不就是无数个小的环境组成的吗?”

在工人大学,小的改变一直在发生。

盘成芬是第一期毕业生。出生于1986年的他刚满18岁就到深圳打工,梦想着工作15年,交齐社保后留在这座城市。

这个来自湖南永州的小伙子“总是觉得工厂不好”,换了许多工作,仍看不到出路。2009年,他被工厂辞退,再没找到其他工作。梦想破灭了。他想回到家乡,但家乡的房子倒了,只好在城市里待着,“看有什么机会”。就在这时,他看到了工人大学的宣传,决定北上学习。

在这里,他听到了孙恒创作的歌曲《打工打工最光荣》。歌中唱到:“我们是新时代的劳动者,我们是新天地的开拓者,手挽起手来肩并着肩,顶天立地做人……”

“以前我一直很自卑,拼命想反抗却不知道怎么办。”盘成芬说,“后来我明白,高楼是我修的,这条路也是我修的。即使老板不给我工资,我也知道城市里有我创造的价值。”

除此之外,他还在工人大学接触到全国各地服务工友的机构、志愿者,“有时候很开心,有时候想哭”。

在吕途讲授的“社区调查方法”课上,盘成芬第一次知道工人的生活可以用一些方法记录下来,传递下去。“整个人好像展开了一样,以前是个只会干活的人,现在会思考,不只思考自己,还思考整个工人群体是怎么样的。”盘成芬说。

23岁的黄林峰,在听了社区调查的课程后,奔赴佛山,调查当地留守儿童现状。“以前觉得父母出去打工,孩子留在家很正常啊,现在才知道原来留守儿童也有很多心理问题需要解决。”出生在江西赣州的黄林峰告诉记者。

“现在的工人群体面临很多问题,我们往往首先想到希望国家和社会作出改变,但每一个个体都是有选择的,你应该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。”吕途说,“没有个体的觉醒就没有群体的觉醒。如果更多人去实践和创造的话,可能从底层有一种反作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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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李亚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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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 北京 工人 媒体 大学